中国人喜讲“道德”，不喜也不善讲“道理”；或误认“道德”为“道理”，以讲“道德”代替讲“道理”。懂得了这个，也就懂得中国的问题一多半。

 然而，若不以讲道理为前提，再“正经”的道德也会讲歪了。

 王小波上个世纪在云南插队。有一次发大水，洪水冲走了生产队的一根电线杆，一个知青跳下去捞，结果被洪水卷走。包括王小波在内的知青们为此很困惑：我们的一条生命跟电线杆比起来，孰轻孰重？当地大队书记却说：保护国家财产是大义所在，不要说一根电线杆，就是一根稻草，也要毫不犹豫地跳下去。

大队书记讲的是道德；而王小波们则试图讲道理，或最起码试图想清楚一个道理：知青的一条命即使不比电线杆金贵，也应比一根稻草金贵。

我也许还算个实诚人吧，所以才会把自己受过的教育身体力行。我很长时间在澡堂洗澡无法接受搓澡的服务，情愿步行也不坐人力蹬的三轮车。我觉得这即使不能算“阶级剥削”，也有违自己一直服膺的“平等”之教。后来读了点经济学，方知我的“讲道德”讲到天上去，于搓背工与三轮车夫的生活也无丝毫补益；我的行为则实际上反使他们的利益受损。解放初，共产党人讲平等，禁止干部坐人力车，甚至提出口号“革命不坐车，坐车不革命”，广大市民也视此为新风尚，争相效法。谁知车夫们并不领情，因为他们要吃饭——“平等”显然是不能当饭吃的。上海的人力车夫甚至吵到市政府，于是方有市长陈毅带头坐黄包车兜上海的不得已之举。

我们讲的是“道德”，而我们讲的道德让车夫们没饭吃，于是车夫们才反过来给我们讲“道理”。

还有比攻击第三世界的所谓“血汗工厂”更能引致铺天盖地的同情的讲“道德”吗?然而事实却是，因为有这些血汗工厂，当地人的生活质量绝对地改善了，这些血汗工厂做工已经是可供他们选择的“生路”中“最不坏”的了。谴责资本家的利欲熏心、刻薄残忍是容易的，谁都可以晃进游行队伍喊一嗓子，只是于当地人的生活毫无补益；设若没有这些血汗工厂，他们中的很多人将陷于更为不堪的境地——饥饿和死亡，而道德的同情对于饥饿者和死亡者毫无价值。

时下被讲得最多的“道德”当推“爱国主义”。说到“爱国主义”似乎就不好再讲什么道理，因为“大义所在”。如果你要说“爱国主义”也须以讲道理为前提，很多人便会不答应，因为在他们看来，爱国主义本身就是最大的“道理”。所以，中国女排1988年汉城奥运会卫冕失败，收到义愤填膺的爱国者寄来的破鞋与上吊用的绳子，姑娘们也只好打落牙齿和血吞；日系车车主双膝下跪也未能感动爱国“义士”放下愤怒的铁锤。资中筠先生慨叹我们很多民众的思想还停留在义和团阶段。岂虚言哉！

相信很少有人微信上没有收到过“抵制某货”的信息，并加威胁“不转发不是中国人”，且下断语“只需坚持一星期，某国就会玩完”。我既不相信我不转发这个信息就不是中国人了，也不相信抵制某货一星期，某国就会完蛋。从粗浅的经济学的角度讲，交易能够使双方受益，而不是单方受益。我国民众购买外货，绝不仅仅是外方受益，我们作为购买者也受益了，否则交易根本就不会发生；抵制外货，固然会伤害外方，也伤害了我们自己。可供选择的范围变窄，交易成本增加倒在其次，从长远来看，本土企业的竞争力也会大受影响。即使外人抵制华货，我们也不必非得学样，按照经济学家薛兆丰先生的说法，“你毁你的独木桥，我照修我的阳关道”。

我觉得，近几年，胡适的诸多名言中被引用最多的是下面这句：“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说这番话的胡适离开这个世界也有55年了。从惯于讲道德，到乐于并善于讲规则，讲道理，我们还有多少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