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中毕业在农村当民办老师算起，2023年是我从教50周年，我们学院和我的一帮弟子分别为我举办了颇为隆重的纪念活动，让我好生感动。事后我有两点体会：一是真切感受到当个老师真好，特别是一生都在当老师，让你永远和年轻人在一起，你所面对的总是青葱的、生机勃勃的面容；二是教书虽不能让人大富大贵，却平平安安，远比从政、经商那些职业风险要小，并且桃李远播，弟子传承，感受到一份职业的尊严，每当师门相聚总是幸福感满满。我当老师从教小学开始，后来教中学，1977年恢复高考，首届考入师范院校，仍没离开一个“师”字。毕业后留在高校任教，先后教过专科、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留学生，还讲授电教课程，开展网络远程教学……做过几乎所有层次的教学工作。1982年从教高校后，先后获得教育部国家教学名师奖、全国模范教师、全国宝钢优秀教师奖和湖南省教学名师、师德标兵奖等荣誉，曾被全校大学生评选为“吾爱吾师——我最喜爱的老师”，被全校研究生评选为“最受欢迎的导师”。主讲的网络文学课程被评为国家精品视频课、省级精品课，获得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主编的《文学原理》被评为省级规划教材，主编的《文化产业概论》被评为国家规划教材，并组建有网络文学优秀教学团队。1992年评上副教授后，我的业务重心放在科研上，先后主持完成了6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承担省部级课题20余项，发表的学术成果获得鲁迅文学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一等奖、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连续4届）、《文艺报》理论创新奖，5次获湖南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一、二等奖等。可以说，在走过半个多世纪的生命历程中，教书治学不仅是我的职业选择，也成为我人生的“动力波”。

一是农村知青时的无选择阅读。在我求知欲最旺盛的青春成长期，赶上了无书可读的文化荒漠时代，不得不四处借书来读，能得到一本书，不管是什么书，都如获至宝。那时的我先在小学、后在中学当民办老师，苦于无书可读，有次听说山那边有个罗姓人家有不少书，我爬山涉水走了20多里山路，借来了《艳阳天》《金光大道》《苦菜花》《希腊神话故事》等书，读完后周末再去还旧书、借新书，直到把他家能找到的杂七杂八的书借来看完为止。记得有一本残缺不全的书没有封皮，无头无尾，故事却非常好看，写一个秀才仕途失意后，随着舅舅林之洋和船长多九公出海周游列国，去到君子国、女儿国、无肠国等数十个国家，见到各种稀奇古怪的人和事，其中有许多精彩的诗词，尤其是一个用诗句组成的“璇玑图”更是十分新奇，我把它仔细抄写了下来，反复琢磨其精妙之处。这种抓到什么读什么的阅读，陪伴了我5年农村民办老师生涯，并帮助我在恢复高考后一举考上了华中师范学院郧阳分院中文系。华中师范学院即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当时因家庭出身（我的几个直系亲属都是地主成分）差点落榜，后来上级通知高考录取不再政审，我才被补录到郧阳分院。77级高考生录取率很低，全国平均为4.9%，我们那个由两个公社组成的山区考场有200余名考生，当年录取的只有我一个。我想，不是我有多聪明，大概率是与我爱好阅读有关。可以说，阅读使我与“文化”保持着持续的联系，并最终助推我走出大山，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二是考上大学后的文学阅读。我们77级大学新生来自社会各行各业，有老三届的，也有应届生，年龄差距挺大，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知识的渴望、对阅读的“贪婪”。宿舍熄灯后打着电筒读书、清晨路灯下捧着书本学习，都是常有的事。我记得寝室里有人借到一本伏尼契的《牛虻》，大家轮流看，每人限定时间。轮到我时，我用了一个通宵读完，直到把电筒的电池耗尽。天亮了，我一点睡意也没有，还在为革命党人牛虻的献身精神而激动不已。“文革”刚结束时的图书馆本就藏书不多，一听说那里购了新书，大家就拥去争相借阅。我常去图书馆借书，跟管理员混得挺熟，每年寒暑假只有寒假回家过春节，暑假不回家，想利用这个长假多读点书。一到放假前夕，我都会去跟图书管理员套近乎，希望假期多借些书。反正假期没什么人借书，管理员便很通融，我一般会借20本书，以安顿40天暑假。借的全是文学名著，两天一本，就这么泡在宿舍里静静地读，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狄更斯、雨果、马克·吐温、福楼拜、大仲马，中国的《搜神记》、唐传奇、“三言二拍”、《儒林外史》、四大名著……都是在大学暑假期间阅读的。三伏酷热，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我就用两个塑料桶打上凉水，把两个小腿放在水中，一是降温，二是防蚊子叮咬，等水温升上来了，就去卫生间换上新的凉水，就这样快乐阅读，乐在其中，丝毫没觉得辛苦。碰巧的是，在读到清人李汝珍的小说《镜花缘》时我蓦然发现，这不就是我在农村读到的那本没头没尾没封皮的书吗？心中不觉欣欣然，煞是开心。

三是研究生阶段的理论阅读。1985年，我考上了武汉大学研究生，时值刘道玉任校长，主张开放式办学，校园活跃着自由的学术氛围，我们可以自由听课，本科生、研究生、作家班的课都听过。得知哪个老师课讲得好，就跑去教室蹭课，无人干涉，易中天的“文艺美学”、邓晓芒的“哲学史方法论”、於可训的“新诗体艺术论”、胡国瑞的“唐诗选读”、易竹贤的“鲁迅思想研究”，都是我爱听的课，我还曾跑到理科教室听过“脑科学研究”的课程。我的导师李希贤先生对我们十分宽容，进校拜见师门时指定我们读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其他时间只是叮嘱我们多读一点美学、哲学、西方文论方面的理论书，并不作具体限定。他住在珞珈山上树木葱茏的小木楼内，给我们开了一门“文学系统论的典型论”专业课，每周一次，让我们四个弟子去他家里上课，其他时间让我们自由支配，不像现在的研究生每天排满“规定动作”。于是，珞珈山三年就成了我集中阅读理论书的黄金期。20世纪80年代是思想开放、文化界极为活跃的时期，源源不断地涌进了大量西方思想家的理论著作，弗洛伊德、尼采、海德格尔、萨特、叔本华、雅思贝尔斯，西方文论中的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英美新批评等，都是我们热读热议的对象，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我仔细阅读了两遍，还写了评论文章发表在《武汉大学学报》上。那时的武大，不仅给每个研究生配书桌凳、书架、台灯和看露天电影用的小板凳，每个学期还发200张印有“武汉大学研究生读书卡”字样的小卡片，用于做读书笔记。我要求自己每天读300面（150页）书，重要的段落记在卡片上，发的卡片不够就自己去校内商店买，做硕士论文时，我写完的卡片竟装了一纸箱。我们首届入住新建的武大枫园十分安静，是个读书的好地方，每天清晨跑步，傍晚游东湖，其余时间都在房间读书。除此之外，还有两件与阅读有关的事印象很深：一是买书。武大的两家书店、华中师大门口的利群书社、街道口书店、中南书店，都是我淘书的常去之地。我记得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和“三大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都是我连跑几个书店才终于买齐的，然后通宵达旦读得入迷。那几年新书多，我买的也多，买来书基本都读了，现在随手打开那时买的书，上面都画有红杠杠。毕业托运行李时，装书就用了好几个纸箱。二是写稿。我定期给《长江日报》和《书刊导报》写稿，前者写热门的小说评论，每篇能有20元稿费；后者写新出的学术著作评论，一篇给15元。那时候一个本科毕业生的工资是47元，每次收到稿费都觉得是一笔“巨款”，请哥们儿“搓一顿”是常有的事，我买那么多书，也都是用的这些稿费。

从读杂书到读文学作品再到读理论书，获得的不仅是知识，还训练了自己的思维方式，养成了学术思考的习惯。读大二时，就曾尝试写了一篇谈文学批评标准的文章，刊发在一个学术内刊上。读研期间，赶上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寻根”热，写过一篇长文《农耕文化：中国文学之根》，发表在当时颇有影响的刊物《当代文艺思潮》上，后被批评家白烨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年度文艺研究综述中予以重点推介，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和同学龙泉明一起主编《武汉大学研究生学刊》（内刊），其中有论文后来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广受好评，我自己也曾连续两年荣获武汉大学研究生优秀论文甲等奖。我的硕士论文写了18万字，抽出第二部分通过答辩后，对全稿作了润色补充，最后以24万字的篇幅出版，成为我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文学创造本体论》（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其中的核心章节陆续发表在《学术月刊》《求索》《学习与探索》《江汉论坛》等刊物上。为了学习英语，我和同门师弟冯黎明联手翻译巴斯金的《萨特论艺术》并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1989），还组织几个同年级的师兄妹携手翻译了哈迪森的《走入迷宫：当代文化的同一性与变异性》（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同寝室三人（我和冯黎明、周茂军）编译了《当代西方文艺批评主潮》（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回看自己早期的学术研究，要么是围绕教学之需展开，要么是凭兴趣而落笔，出版的著作《文学创造本体论》、《艺术的绝响》（1998）、《艺术美学》（1999），主编的《文学原理》（2001）、《文学理论》（2006）、《文化产业概论》（2007）等教材，以及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文化研究、文艺理论、当代文学评论等方面的论文即属此类。初涉学术，没有明确的目标定位，研究什么全凭兴之所至，抓住什么写什么，哪个好写且容易发表就去尝试，免不了“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学术聚焦模糊不清。直到2002年去四川大学师从冯宪光教授读博，导师的一句话让我茅塞顿开。在第一次见面时，冯老师对我们几个弟子说，做学问首先要“选井位”，找到适合自己的研究方向；然后要“打深井”，围绕目标持之以恒地做下去，这样才有可能做成自己的学问。

导师的话深深启发了我，让我思考自己的学术“井位”在哪里，读了博士，后半生的学术生涯能不能在某一领域打一口学术“深井”。那时正值互联网迅速普及，网络文学如小荷初露，我想，研究网络文学或许就是自己未来的治学“井位”。从客观因素看，互联网的兴起已经是不可逆的传媒趋势，网络文学的“草根崛起”正展现勃勃生机，未来可期，文学的数字化转型和文学研究的新媒体转向必将开辟新的“学术航道”。从主观条件说，我那时已经有了一定的科研经验和学术积累——评了教授（1996年破格晋升），当了博导（2000年被遴选为文化产业博士生导师），当时教育部直属高校实施“博士化工程”，我是博导读博，我和我指导的博士生同一年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我从1999年开始走进网络文学，经常浏览“榕树下”“幻剑书盟”“天涯社区”等众多文学网站，阅读了许多网文作品，并且在网络文学研究领域小有收获——2001年获批教育部人文社科“十五”规划课题“网络文学对文学基础理论的影响研究”，2002年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网络对文学发展的影响与对策研究”，它们均属网络文学研究在这两个国家重要项目领域首次立项。我陆续发表了《网络文学：挑战传统与更新观念》《互联网上的文学风景——我国网络文学现状调查与走势分析》等多篇论文，其中2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坚定了我对网络文学研究的信心。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把网络文学作为自己的学术志向，不管能不能在该领域打出“深井”，我都会持之以恒地在此耕耘下去。我把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确定为“网络文学本体研究”（完稿26.9万字），2004年6月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并于答辩前（2003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网络文学论纲》，这是我的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成果，也是我国第一部以“网络文学”命名的理论专著。2004年5月，我主编的第一套网络文学研究丛书“网络文学教授论丛”（共5部）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我的博士论文共有10章，每章2节，加上引论和结语，共24个部分，每个部分约1.2万字。在执笔初稿的时候，我就提醒自己要按C刊发表的学术标准来写，在答辩后的一段时间，我从学位论文中共整理发表了24篇C刊文章（包括《文学评论》2篇、《文艺研究》1篇），即每一章的每一节（包括引论和结语）都以单篇论文的形式见刊。这一批论文中，有11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3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我国的网络文学赶上改革开放40年的时代红利，对这一文学的研究也登上历史“风口”。虽然早期进军这一领域的学者不多，但众多学术期刊和主流媒体（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文艺报》等）陆续设立网络文学理论批评专栏或专版，我自己也充分享受到了选对“井位”的治学快感和学术绩效，为持续深耕增添了学术动力。2005年2月，我主编的第二套理论丛书“文艺学前沿丛书”（共5部）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6年，获得了第二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字媒介下的文艺转型研究”，2009年以优秀等级顺利结项，结项成果《数字媒介下的文艺转型》（41万字）2011年4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7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我主编的第三套丛书“网络文学新视野丛书”（共6部）。《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刊发了我的长篇论文《数字媒介与中国文学的转型》（2.5万字），《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2011年第1期又刊发了我的另一长文Chinese Literature's Transformation and Digital Existence in the New Century（《中国文学的世纪转型与数字化生存》）。2011年，我主编的第四套网络文学研究丛书“新媒体文学丛书”（共6部）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社会科学战线》《北京大学学报》等众多学术期刊发表的网络文学论文，大都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反响，多篇论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高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这期间，陆续出版了《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网络传播与社会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网络文学的学理形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网络文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比特世界的诗学——网络文学论稿》（岳麓书社，2009）、《网络文艺学探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等。

在同一领域的持续研究，让我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有了前面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后面的研究之路就畅通了许多，申请项目、发表论文、申报奖项，都显得顺风顺水，多项国家广电总局项目、中国作协项目、湖南省相关项目，都委托我牵头来做。基于“从上网开始，从阅读出发”的研究理念，我把自己的研究视角从基础原理研究调整为回归现场的学术史料研究。2011年，成功获批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网络文学文献数据库建设”，并于2014年以优秀等级结项，其成果为《网络文学数据库应用软件》（用于网络在线查询）、《网络文学词典》（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2）、《网络文学研究成果集成》（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中国网络文学编年史》（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等。组织团队完成了《网络文学五年普查（2009—2013）》（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网络文学发展史：汉语网络文学调查纪实》（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中国网络文学二十年》（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国家社科基金·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湖南网络作家群》（海豚出版社，2019）等。组织编撰了第五套丛书“网络文学100丛书”（共7部，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分别遴选了100家文学网站、100位网络作家、100部网络小说、100篇网络文学评论、100个大事件、100个关键词、100篇名作家博客文章等，对它们进行发掘、整理和推介，为网络文学研究提供第一手史料。经过多年积累、三年操刀，2023年3月，主编的第六套网络文学研究丛书“中国网络文学三十年丛书”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包括《网络文学三十年》、《网络文学三十年年谱》（上下册）、《网络文学三十年研究成果目录集成》、《网络文学三十年理论评论典藏》等，共4种5部，共计276.7万字，试图以丰富而原真的第一手资料构建出图谱式中国网络文学发展通史，是网络文学研究的案头。

  随着网络文学影响力的日益扩大，也得益于我和我们的网络文学研究团队成果的加持，2016年我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竞标成功，这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次设立网络文学研究项目招标，表明国家科研战略对网络文学理论研究的高度重视。2020年我又获批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当代中国网络文学批评史”，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英译本A History of Cyber Literary Criticism in China，2023年由劳特里奇出版社出版。面对新的科研课题，我再一次把自己的网络文学研究聚焦为网络文学的评价体系、批评标准和批评史研究。经过5年努力，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如期结项，其结项成果“网络文学评价研究丛书”（共4部）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它们分别是《网络文学评价体系论》（欧阳友权）、《网络作家作品评价实践》（周志雄）、《文学网站评价研究报告》（陈定家）、《网络文学批评史论——中国网络文学十大批评家》（禹建湘），这是我在网络文学研究领域主编的第七套理论丛书。围绕国家重大项目研究，我和项目组成员发表了61篇C刊论文（其中我个人51篇），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在内的报纸文章30余篇。与该重大项目直接相关的成果还有《网络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走进网络文学批评》（凤凰出版社，2019）、《网文观潮》（海峡文艺出版社，2020）、《萧鼎与〈诛仙〉》（作家出版社，2021）、《网络文学观察与评价》（与周志雄、江秀廷联合主编，海峡文艺出版社，2022）等。从2016年开始，每年主编完成一部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理论评论支持计划项目《中国网络文学年鉴》。2022年，该年鉴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志鉴系列”。

李泽厚晚年曾感叹，人生活在偶然性之中，一个人对于命运的认知和把握就是知名和立命，亦即在个体的偶然性纯在中获得自身的自由。回顾我50年教书治学的人生历程，也属于在偶然性中学会知命和立命，又在教书育人、科研治学的“动力波”中，赢得学术创造的自由性和安身立命的必然性。这里有三个成就梦想的“秘窍”值得总结。

第一，个人兴趣与事业追求的一致性。

由读书而教书，因求学而治学，是我的人生履历，也是我的爱好和兴趣。一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是快乐的，哪怕苦一点、累一点，也觉得值。我是一个创业者，中南大学中文系和文学院是由我牵头携手同仁创建起来的，我的个人兴趣与所追求的事业以及所担负的职责是完全一致的，这也许是我“圆梦”教书治学并小有收获的重要条件，它让我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平生，我很感谢命运的眷顾。

我从1982年开始便一直在高校教书，后来读硕读博并未离开工作岗位。1994年，作为引进人才，我从湖北的汉江师范学院（原郧阳师专）调入中南大学（原中南工业大学）创办中文系，从中文教研室主任干起，后任文法学院副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97年获批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1998年开始招第一届本科生，2000年获得文艺学硕士学位授予权，2002年成功创办文学院，担任院长并连任三届（12年）。2014年卸任文学院院长时，学院拥有3个本科专业（中文、新闻、数字出版），2个一级学科硕士点（汉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3个二级学科博士点（美学、文化产业学、审美文化学）。学院专任教师从早期中文教研室的5人增加到45人，其中40人拥有博士学位。可以说，我在中南大学的创业经历，可以写一部个人高校学科的创业史。凭着兴趣和对事业的执着与勤勉，我和我的同伴凝心聚力建设新学科，硬是把那个“西西弗斯的石头”不停地向山上推去。

中南大学是教育部“211”“985”和“双一流”A类重点大学，但它的强大在工科、医科和理科，文科起步较晚，整体实力相对偏弱。在这样的大学里发展中国语言文学这样的基础文科是很有难度的。我一开始就与班子成员达成共识：选择“差异化”发展、“错位式”经营策略，即不在传统学科上与他人比高低，而在交叉学科、新兴学科上下功夫，走“人无我有、人有我强”的路子。对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我们定位于网络文学研究；对于新闻传播学科则选择文化产业特别是中国文化品牌研究。20余年一路风雨走过，现在来看，所选之路是正确的——前者让我们学院成为我国网络文学研究重镇，在同类研究中，我们研究队伍的人数最多、发表的成果最多、拿到的项目最多、获得的奖项也最多。全国性网络文学研究会、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基地、教育部国家精品视频课，全国第一个网络文学文献数据库、第一部高校网络文学教材等，都诞生在我们学院，创下了该领域的多个第一。如果是论研究先秦诸子、唐诗宋词、明清小说，或者古希腊戏剧、莎士比亚、卡夫卡，我们肯定赶不上那些老牌综合性大学的中文学科，甚至也比不上隔壁的湖南师大文学院，但要说研究网络文学，我们就是“领头雁”，这就是“差异发展”“特色立院”的效果。依托新闻传播学的文化产业研究也有明显成效——我们培养了我国第一个文化产业博士生（2005年），出版了“十一五”“十二五”国家规划教材《文化产业概论》，从2004年开始，我们成立中南大学中国文化品牌研究中心，联合《光明日报》和红网，连续12年在深圳文博会发布《中国文化品牌发展报告》（中国文化蓝皮书连续出版物），在业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曾得到时任中央两位领导的批示。文化产业研究获得许多政府和文化企业的研究项目，如为一些省市做文旅项目策划，直接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应用学科——文化产业的经费，来资补基础理论学科——中国语言文学的学术研究，如出版理论丛书、举办学术研讨会、邀请知名学者讲学、奖励科研成果等。就这样，新兴的中南大学文学院以特色而广为人知，并被同行认可。这一切都是在我担任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期间实现的，我的个人兴趣特长和学科、学院建设形成了良性互动、彼此成就的关系。

第二，团队协作，凝心聚力。

教书治学，成就事业，主要靠个人努力，而要让自己走得更远、让学术飞得更高，就离不开他人的支持和团队的协作。特别是要开辟一个新的学术领域、壮大一个学科学院，更需要整合资源，蓄力聚势，构建一个和谐、进取的学术环境。我们从中文教研室到创办中文系、筹建文学院，只用了8年时间，从创办汉语言文学本科到2个一级硕士点和3个二级博士点用了10年时间（后来学院获得了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这些看得见的成效，除我们学科同仁的竭诚努力外，还得益于中南大学这个部属院校的强大平台，包括学校各职能部门的扶持和相关院系的友情支持。锚定网络文学科研方向后，2002年学院一俟挂牌，当年就成立了网络文学研究所，组织研究队伍，提供科研支持，为创建学术洼地“安营扎寨”提供条件。2004年申报湖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取得成功；2007年创建湖南省网络文学研究会得到省民政厅审批；2013年在拉萨成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网络文学研究分会，中南大学文学院是会长单位和秘书处单位；2016年4月，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南大学研究基地落户中南大学；2019年，中南大学网络文学研究基地入选中国高校CTTI智库单位；2023年由华著公司注资成立中南大学网络文学研究院，为网络文学研究带来新的机遇。我们出版的7套网络文学研究丛书，均是由院内老师组成的学术团队完成的，我们每年完成一部50多万字的《中国网络文学年鉴》，2014年建立的我国第一个网络文学文献数据库，还有出版的《网络文学榜单作品精读》《网络上榜小说赏鉴》《网络文学五年普查》等，也都是组织团队协作攻关完成的。20余年来，我指导的上百名硕士生、数十名博士生，均选择网络文学作为学位论文选题，他们中的许多人成长为高校和专业机构的学术骨干，成为网络文学理论批评的“后浪”新力量。在用人中我也注意培养人才，经常帮助博士生和青年教师改稿发论文，为他们联系学术期刊，组稿约他们撰写专栏文章，团队中有许多青年教师跟着我做网络文学研究出版了著作、发表了论文、拿到了项目和奖项，为他们评上高级职称创造了有利条件。

团队的力量是强大的，但一个团队要齐心协力保持长久的创新力也需要一定的条件。一是作为团队学术带头人要正向领航，一直做正确的事而不走偏方向；二是能“一碗水端平”，关心每一个成员的利益而不谋求私利，一起做事力求责、权、利分明；三是领头人自身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也得服众，以研究实力和个人魅力赢得话语权。中南大学网络文学研究团队持续20多年至今仍在学术一线耕耘，保有持续性成果输出，虽然算不上科研翘楚，但其对网络文学理论批评的贡献却是行业内外基本认可的。

第三，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和工作方式。

教书治学，玉成梦想，不一定要走得快，却需要走得远；而走得远就需要有好身体、好状态，只有身体健康才能精力充沛、思维敏捷，才能“打硬仗”。正所谓“积学以储宝”“研阅以穷照”，对于依托积累而成就学识的人文学者来说就更是这样。因而，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保持有益身心的生活方式，就显得特别重要。

我出生于一个农村贫困家庭，成长在动荡的饥饿年代，磨砺出吃苦耐劳的性格和倔强不屈的精神气质。多年来担任“双肩挑”的学术带头人，教学、科研、行政“一个都不能少”，一直处于满负荷、高强度的工作状态。卸任文学院院长后又担任网络文学研究院院长，频繁的学术活动常常让我脚不沾地，几乎成了“空中飞人”，却仍能精力充沛地跟踪学术前沿，保持稳定的成果输出，如果没有一个好身体，怕是很难坚持下去的。

多年来，我养成了有规律的生活习惯，并一直保留两个爱好，一是跑步，二是游泳。从上大学起，坚持每天5：30早起跑步，无论刮风下雨从不间断。在武大读研时，清晨沿着珞珈山跑一圈，傍晚再相约同学去游东湖，便可收获一天的快乐。随着年龄增长，为保护膝盖，我把跑步改为走路，每天不少于1万步——早上走6—7千步，午饭后出门在小区走一圈，晚饭后再到街上走2—3千步。我从小在河边长大，戏水、摸鱼、捉鳖充斥着我的童年记忆，游泳的嗜好一直都有，并喜爱江海野游。20多年来，无论春夏秋冬，不管什么天气，任凭事有多忙，我都会告诫自己：它们都不能成为我中断游泳的理由。就这样年复一年坚持了下来，每日傍晚让自己化身湘江的“浪里白条”，享受那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的自由感，“游完湘江看春晚”成为我锻炼体魄、磨砺意志、享受生活的一大乐事。我知道，培养学生身教重于言教，每年冬天我都要选择一个寒风飕飕或雪花飞舞的日子，带上自己的硕博学生到江边，让他们看我湘江畅游，他们在岸边冷得瑟瑟发抖，我却在江中引吭高歌。我想用这种方式告诉弟子：你不一定要像我这样冬泳，但你一定要有这种迎难而上的精神，这样当你走向社会时，就能以坚强的意志迈过人生的沟沟坎坎。每年新生入校的迎新会上，我必讲两句话告诫大学生，一句是“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另一句是“男同学要以洗热水澡为耻，女同学要以洗凉水澡为荣”。

多年保持“日行万步、江游千米”的运动方式，让我成为它的受益者。现在年近古稀，我没有颈椎、腰椎那些常见的“案头病”，“吃嘛嘛香，躺下就睡”让我能适应各种环境，有时苦一点、累一点、忙一点，也能扛得住。这也许是我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在教书治学道路上有所作为的一个重要原因。（原文载于《艺术广角》2024年第2期，图片来源于网络，注释从略，详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