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者”的刻板印象

老师们对自己的第一堂课总是印象深刻。

在一所职业高中任教的吴舒妤能清晰地回忆起一年前的9月1日。她准时出现在烹饪班门口，看到了一副毕生难忘的景象：教室里29个男生，3个女生，大部分人没带书本，几个学生拿出了烹饪课要用的擀面杖，不断敲击着桌子。最后排还有个男生直接把双腿架上了桌，嘴里一下一下地嚼着口香糖。

这一幕就像社会上流传的一些说法那样，“一些职校生们懒散、顽劣、不学习、没规矩”。

吴舒妤起初并不相信这些。她早早体会过刻板故事里的无奈成分。研二那年，她进入一所私立初中实习，教两个初三班级的语文。这两个班，100多个学生，都被贴上了共同的标签——“考不上高中”。更准确地说，因为没有上海户口，他们失去了考入上海普通高中的资格，绝大多数的学生只能进入职业高中。

这些将要被划归为职校生的学生，大部分人在那时放弃学习。几乎没有人听课，抛出的问题很少得到回答，大部分人在睡觉、看窗外、窃窃私语。有两个女生是例外，一直坚持积极举手发言。只是每当她们一发言，其他同学就开始起哄说：“你竟然在学习！”

时间一久，最后的两双手也放下了。

吴舒妤至今都记着那个画面，两个女生坐在位子上看着她，一言不发，像两座孤岛。她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想去职高当老师，想看看那两个女生会有怎样的未来。

后来，吴舒妤如愿考上了上海一所职业高中的编制，去教语文。进学校前，她带着戏剧文学专业给予的浪漫情怀，“没有升学压力了，不用再像教初中时那样，把讲义打印好发下去，让学生们记住。我想着让他们去阅读小说，去欣赏诗歌”。

陈一鸣没想太多工作的意义，“误打误撞”地当上了职校老师。2016年从苏州大学计算机毕业后，他就陷入不断考试的生活。公务员、事业单位、银行，所有代表稳定的体制内工作，他都尝试了一遍，大部分的笔试也通过了，但因不善言辞，总是在面试时被刷。

直到2018年，他再次考教师编制失败——录取名额刚好截取到他的排名之前。但校长打来电话，说一名计算机专业课的老师怀孕了，学校需要他去代课。

“一切来得太快了，30号给我打电话，31号让我过来当老师，9月1号又让我当班主任。”考了两年试，最后只花了3天，陈一鸣就成为一名职高班主任老师，不过没有编制。

开学第一天，这名年轻的教师慌张地走错了教室。直至下午5点他才出现在正确的班级里。班里的学生悉数坐下，一共32人，11人是电子专业的，21人是计算机专业的，31名男生，1名女生。他们最大的共同点是，中考成绩都没达到普高分数线。

因为分数，因为户口，这些学生被划分进不同的教育体系里。根据国家统计局2016-2020年的数据显示，全国的普职招生比在5.8∶4.2-5.9∶4.1之间，这意味着，中考过后约有一半的学生会进入职业高中。分数让职高带上了“失败者”的烙印，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普高和职高并不是分类，而是分层。进入一所职高，就像河流交汇在低处。

来自家长们的偏见强化了这种刻板印象。一份中国青年报针对1353名学生家长的调查问卷显示，有13.3%的受访家长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进入职业高中，20.0%的受访家长表示不好说。在对职校的偏见中，一半以上的家长认为“校风不好，影响孩子”“说出去没面子”，三分之一的家长认为“教学质量不高，学不到东西”“担心毕业后找不到体面的工作”。

陈一鸣中考那年，也收到过一所职业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当时父母例举出上述理由的种种，坚决反对，让他复读，考一所普高。

有时，刻板印象也发自学校内部。林芸考研失败后，进入了一所民办职高当英语老师，她一人要教8个班，每个月要上28节课。上课前，老教师们讲起学生的叛逆，并给了她教师生涯的第一条建议——保护好自己。

少数人真正在学校看到职校学生的真实样貌。根据教育部、智研咨询整理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中等职业学校学校专任教师人数则为84.95万人，占全国专任教师总人数的4.74%。

在不到5%的老师中，一部分是刚毕业的年轻教师。他们中，有人只是为了一份更轻松的工作。张璇本来是一所公立初中的语文老师，因为疲于每天7点到校，2021年她转到了台州的一所职高，过上了8点15分打卡的生活。有人是为了延续一些梦想。季思思曾是一个是职校生考上本的“成功典范”，毕业后她回到家乡的一所职高成为舞蹈老师，期待培育出更多像自己一样的学生。

年轻人选择成为职校老师的理由各不相同。职校的实际状况，在他们进入那扇校门后，一点点展露，推着他们不得不去思考，职校培养着怎样的学生，自己又将成为怎样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