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控制源是 Rotter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的一种关于个体归因倾向的理论，是指个体对人们的性格或行为与事件结果之间关系的一般性看法，研究者常用内控量表和外控量表来测量个体的心理控制源[1]。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主要评定父母对教育子女成功与否的态度和看法[2]。有研究表明，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会影响家长的情绪表现、认知倾向与教育方式等，进而影响到孩子的情感体验和行为表现[3-4]。为了进一步明确高考学生家长的焦虑与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的关系，本文对3119名高考学生家长进行了调查。

一 、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在全国各地选取高三学生家长为研究对象，通过互联网平台共收集问卷3193份，信息可靠问卷共3119份（97.68%）。其中母亲2763人（75.8%），父亲756人（24.2%）;小学学历者130人（4.2%），中学学历者1271人（40.8%），专科学历者963人（30.9%），本科及以上学历者755人（24.2%）;家庭经济状况良好者482人（15.5%），经济状况一般者2412人（77.3%），经济状况较差者225人（7.2%）。

（二）研究方法

    1.一般情况问卷。为自制问卷，包括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状况。

    2.焦虑自评量表（SAS）。应用华裔教授Zung编制的焦虑自评量表[5]，该量表共有20个条目，采用4级评分，主要评定焦虑症状出现的频度。SAS的主要统计指标是总分，将20个项目的各个得分相加得总粗分，总粗分乘以1.25以后取整数部分，即得到标准分。按照中国常模结果，SAS标准分的分界值为50分，其中50～59分为轻度焦虑，60～69分为中度焦虑，69分以上为重度焦虑。

    3.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量表（PLOC）[6]。该量表共有57个条目，采用5级评分，其中包含5个因子：教育成效、父母责任、子女控制、运气或机遇、父母的控制。5个因子的分界值依次是18、31、15、22和27， 如果因子得分大于其分界值为正常，低于或等于分界值为异常。总量表的Cronbach α值为0.92。

（三）统计处理

    采用SPSS 21.0软件对数据进行一般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皮尔逊相关分析及回归分析等，p<0.05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研究结果

（一）高三学生家长的焦虑情况

    以焦虑自评量表中得分50分为界限划分焦虑与否，78.2%的父母焦虑值处于正常状态，21.8%的父母焦虑值处于异常状态。具体来说，18.9%的父母处于轻度焦虑，2.7%的父母处于中度焦虑，0.2%的父母处于重度焦虑。

（二）高三学生家长的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情况

    以每个因子的分界值为依据，2.9%的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过高，83.9%的父母对父母的责任背负过大，36.6%的父母生活被子女掌握，7.7%的父母对运气和机遇看得比较重，16.1%的父母对子女的行为控制过严。

（三） 不同性别、受教育程度和经济状况的高三学生家长的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比较

    高三学生家长中，母亲在父母控制因子得分上显著高于父亲（p<0.001）;不同受教育程度在心理控制源的四个因子上得分均存在显著差异;经济状况不同，对子女心理控制源的程度也存在显著差异。见表1。

（四）高三学生家长焦虑与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的皮尔逊相关

    高三学生家长的焦虑与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各因子呈显著正相关（p<0.01），见表2。

（五） 高考学生家长焦虑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对焦虑和心理控制源的各因子进行二项分类，以焦虑为因变量，心理控制源各因子、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状况为自变量，在进入水准α = 0.05、剔除水准β= 0.10上作条件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家庭经济状况、教育成效、子女控制和父母控制能有效预测父母的焦虑程度，见表3。

三、讨论

    本研究显示，一部分家长的焦虑情绪超过了正常水平，这与刘丽琼、钟宇、陈雨宁等[7]的研究发现是相同的。由于中国很多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很高，对高考在人生中的重要性也比孩子理解更深刻，功利性更强，因此当面对孩子高考时，难免会患得患失，焦虑紧张。

    本研究显示，家长在教育子女方面，过分看重父母责任，觉得孩子教育得好与不好，责任全在父母。曾有调查报告显示，大多数家长认为现在父母越来越难做，70%的家长直接表明自己是个“失败的父母”[8]。这反映出家长自身的教育方式存在问题，教育观念滞后，忽视自身的学习[9]。

    本研究显示，母亲在控制子女行为方面显著高于父亲，这与桑文华、秦新红、于雪竹等[10]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可能与所选取的研究对象不一致有关。同时，母亲是家庭教育的主要承担者，而部分母亲的教育素养和教育能力存在不足[11]，这可能也会加重母亲对子女行为的控制。另外，受教育程度的差异也会导致教育方式的不同，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父母在教育成效、父母责任、命运或机遇的信念、父母行为控制方面都有所下降，这与曹瑞[12]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能用比较科学的方式 （耐心教导、分析原因 ）教育孩子，对待孩子也更加理性和温和。本研究还显示，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父母在教育孩子方面，外控性显著低于家庭经济状况一般和不好的父母，这与杨习超、姚远和张顺[13]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家庭经济状况好的家庭可以给孩子提供更多的物质支持，当然也包括文化资本和教育资本，在对子女教育上也会更多元和开放。

    相关研究显示，父母的焦虑与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各个因子都存在显著相关。教育成效较差、没有尽到父母责任、子女过度控制父母生活、对命运或机遇的高信念、过度保护或限制子女的父母存在较多的焦虑情绪。这一结果与Lindhout等[14]研究结果一致，焦虑父母表现为过度保护和限制型的教养方式。

    回归分析表明，在该研究范围内，高考前高三学生家长的焦虑情绪受家庭经济状况、教育成效、子女控制和父母控制的影响，家庭经济状况差、教育成效低、子女过度干涉父母生活、父母过度保护或限制子女是引起焦虑的主要原因。已有研究指出，如果家庭成员关系密切，功能良好，孩子通常会更自律，学习更主动，社会使用性较好[15-16]。父母对子女不良的教育方式不但会加重自身的焦虑，还会对孩子的人格塑造和学习态度产生不良影响。

四、结论

     家长的焦虑程度与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的程度有关。为了提高高考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缓和学生的紧张心态，家长需要注意自身的情绪调节和对子女的教育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