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泽厚｜节选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香港明报出版社 / 2006

问：既然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演变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那么甚么是一般的马克思主义？

答：这问题也很复杂。我以为首先要区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当年就说过他本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表示了他不满意当时人们对他的思想理论的解说和宣传。今天如果马克思还魂再世，他究竟会同意哪种马克思主义？很可能是全不同意。

问：那么，怎么办？

答：这没有甚么办法。各种马克思主义、各种对马克思的解释仍将继续存在。这样也好，多元发展。但可以先分析马克思本人的理论、思想的是非得失来作为起点。我以前说自己思想来源于中国传统、康德与马克思（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倒底具体是何种联系或关系，也可借此清理一下。

问：好。

答：美国研究马克思的著名学者Jon Elster在其上世纪80年代出版、90年代多次再版的《马克思导论》中，曾列举马克思理论中“活的东西”和“死的东西”。他认为“死了”的是马克思的 “科学社会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经济理论”、“生产力、生产关系理论”、“目的论和功能主义”；“活着”或将继续活下去的是“辩证法”、“异化理论”、“剥削理论”、“技术变易理论”、“阶级意识、阶级斗争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我以为，这区划虽有一定道理，但缺少内在逻辑关系，“死”、 “活”的区分与我的看法也很不同。

问：请进一步说明。

答：如上面所说，马克思主义已是一个家族，各各相似而并不相同。各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从前苏联、中国、古巴、朝鲜、越南到西方法兰克福学派和“马克思学”等等，都可以强调上述“死”的“活”的中的某些部份或某些方面而“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其实，J. Elster所说的某些“死的”“活的”并不属于马克思本人。而且，“死”“活”究竟意味着甚么？我以为，重要的是，不要因为尚有人坚持而认为其“活”，也不要因为无人谈论而认为已“死”。“死”“活”应由百年来社会发展的实践和现实来检验。

十年前我曾将马克思的理论分为两大部分：基础理论部分和革命策略部分。基础理论即唯物史观，特别是这史观的核心，即马克思关于生产工具、生产力、科技是人类社会生存延续和发展的最终基础这一根本观点，我至今以为非常正确，是仍然“活着”并可继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而其他的许多理论，要么因偏激导致错误（如社会革命理论），要么片面性甚大（如剩余价值理论），要么马克思本人并未展开（如异化理论），要么并非马克思所拥有（如所谓辩证唯物论）。我以为，至今“活着”并将继续“活下去”的有三个方面，一是有关科技生产力的理论，二是对资本主义剥削和缺失的揭示和批判，三是对人类远景的理想。其中第一项最为根本和重要，是后二者的基础，这也就是我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中大肆宣讲扩展的理论，即关于“使用—制造工具的劳动实践”或“生产力—科学技术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基础”这一根本观点。这一观点虽然在以前的漫长思想史上也有人接触或谈及过，但直到马克思才作了系统提出和明确表述。

我以为，这是马克思对人类的巨大理论贡献。马克思说：“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 （《德意志意识形态》）。“这种连续不断的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有感性世界非常深刻的基础”（同上）等等。这也就是我强调“人活着”作为哲学第一命题，以及我的“吃饭哲学”的主要含义。马克思上述理论曾被人称之为“经济决定论”，其实这个“决定”，只能从整个人类社会较长时期来看。它所表述的只是一种人类学的哲学视角，而不是直接套用在具体历史上的不变公式或实证原理。经济在不同时间或地区（如不同自然环境）、不同的政治、宗教或文化中起多大程度的作用，并不能作公式般的具体确定。历史上便有群体部落因文化、宗教而不顾生存利益（经济），走向等于自杀的自我消灭的一些事例。但就人类历史总的情况说来，这种事例只是少数，一般说来，仍然是以服从于集体生存从而经济最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更为普遍和“必然”。恩格斯晚年一再强调其他因素的“决定”作用，否定唯物史观是经济决定论，这一点我在《历史本体论》中已讲过了。只是有时我为了语言的刺激感，故意承认“就是”经济决定论，正如我故意用“吃饭哲学”这个“庸俗”词语一样。

问：那么唯物史观本身就没有问题？

答：我已说过，我只接受唯物史观上述核心部分。我强调的是人以使用—制造工具的社会劳动实践（以及在这实践中所产生的语言）来获得生存（即吃饭=衣食住行），而区别于其他动物。〔所谓使用—制造工具主要是指使用工具以制造工具（如原始石器）以区别于其他动物（如黑猩猩）的使用和制造工具。〕由于此，人类才能走出动物界取得了超生物的存在：包括超生物的肢体（工具）、大脑（语言）、思想、情感到社会组织。这就是文化和文明，我称之为人文（外）和人性（内）。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除了这个核心，还有许多其他部分。例如将“阶级斗争”看作历史的动力，认为“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以及“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关系等等，这些也都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理论。这些部分，我许多是不赞成的。在逻辑上，从“使用—制造工具和生产力是社会存在的基础”也推不出这些理论，特别是有关“革命”的理论。从人类整体历史看，革命是特定的、局部的现象和情况，而不是贯串百万年人类历史和数千年人类文明史延续发展的基础、主线或“动力”。主线仍在生产工具（科技）和生产力或极缓慢（如原始人群）或极迅速（如“现代化”）的演进变化。因为它与人“吃饭”（人们物质生存的现实生活）相直接关连。当然，人群之间的各种矛盾和斗争也是长久和将永远存在的；但阶级和阶级斗争却只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由历史的发展而存在而剧烈而消失。马克思本人就说过阶级斗争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阶级（资产者和无产者）“阵线分明”之后才真正发展开的。所以我说，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阶级在矛盾斗争中的妥协、协调和合作才更是社会存在的常态和阶级关系的常态。尽管这协调和合作经常是一方攫取巨大利益，一方被迫接受剥削和压迫（如佃户交租、工人进厂）。尽管这协调和合作的达到和维持，充满着冲突和斗争，充满着不公和残酷，但这就是历史本身。以道德感伤和义愤来夸张后者否认前者，虽可能具有重要的伦理价值，却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因为那样，社会不可能存在，人类也无法延续。从而，《共产党宣言》一开头宣称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便是相当片面的，它是为革命而写。

这个马克思起草的革命经典，文辞精美，情感充沛，宣传鼓动效果极大，但好些论点却有问题。马克思说，“阶级斗争”并非他的发现，发现者是法国历史学家们。但由于他把阶级斗争说成是人类历史的主要线索，并为以后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所坚持，便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严重的误导。上节讲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讲过了。但同时也应该指出，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马克思的许多著作，在对人类历史所作的许多描述和研究，如对各种社会形态、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剖析，对工作日缩短和人类远景的展望，等等，又都是相当精彩和深刻的，是他的唯物史观的具体呈现和成果。而且阶级斗争理论也不是全都错误，在一定限度内，它至今仍然适用，只要不把它极度夸张就是了。所以我说马克思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哲学家。马克思依据许多历史文献（亦即经验材料）所进行的研究和推断，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凭几条抽象原理或既定公式来拙劣立论很不相同。

问：《共产党宣言》虽然影响大，但毕竟是马克思年轻时（30岁）的作品。《资本论》才是马克思花毕生心血的主要著作。这本巨著如何？

答：《资本论》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著作，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但包括中外，不仅工人，恐怕参加共产党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和领袖们也都没有通读过。《资本论》是一部分量极重、非常严肃的专门学术著作，不是那么好看易懂的。我不是经济学家，没资格评说这本著作。我只能以常识为基础从哲学上提出一点看法。

问：好，请讲。

答：首先，我以为《资本论》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即攫取剩余价值放在一个既定事实的框架内来分析、探究，而甩开了这一事实、框架如何可能的研究，没有多方面地研究资本家的工厂、矿山、码头等等（今日统称为企业）是如何可能成立和如何可能维持运作、制造剥削、产生剩余价值的全部状况。马克思主要从工人在企业中的地位、作用的角度出发，而没有将如何可能产生和维持这企业的运作的全部要素考虑在内。用通俗的话说，例如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等为创立企业、维持企业运作所花费的时间、精力便未被仔细考虑和研究。今天大家都知道，八小时工作后，工人即使精疲力竭，但终于可以稍事放松或休息。老板们虽不出苦力，却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心里打算盘，其“劳动”（脑力、口、舌、手、脚的活动）和心理负担恐怕也并不轻松，尽管主要不是体力劳动的支出。的确，老板费心思是为了发财，工人们出力气是为了活命。但不管动机和个体主观状态如何，在客观现实上，“企业”只有靠工人和厂家的双方的这种努力（体脑活动）和协调（签立合同）才可能存在和延续。所以不只是资本家们的贪婪、狠毒等私欲，而且也包括他们的尽可能剥削工人的心思计谋和行为活动，才使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出现成为可能，才使生产和再生产成为可能。

这也就是黑格尔、恩格斯所讲“恶”是历史发展的杠杆、康德所说的“非社会的社会性”的具体展现。马克思也肯定资本家的重要作用。《资本论》突出工人在生产中的被剥削地位和由劳动价值论所得出的剩余价值理论，虽然有道理，很深刻，但它并非企业和资本的存在和运作的全貌。所以我说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深刻的片面”。其深刻处在于，《资本论》不但揭穿了资本家养活工人的传统谎言，而且以系统的理论形态证明了恰恰相反，主要（不是惟一）是工人的劳动养肥了资本家和提供了社会生存的基础。这种片面之所以深刻还在于它直接地、极大地影响了二十世纪的许多国家、地区的社会实践。Karl Popper已经说了马克思的伦理主义即道德感情，但对其深刻性的论证不够。

问：恶是历史前进的杠杆？

答：这是黑格尔的名言，也为马克思主义者所经常提到。马克思的理论本身“深刻的片面”包含着一个巨大的悖论：唯物史观是历史主义的，是所谓“客观”“科学”的 “社会必然进程”，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厌恶道德说教。但恰恰他们又认为自己是在为受剥削受压迫的工人阶级的伟大事业奋斗和斗争，认为工人阶级代表着执行着历史发展的客观使命，从而又是伦理主义的“善”在推动社会的前进。最有意思的是，马克思理论中的这个历史主义（强调历史客观进程）和伦理主义（强调工人阶级利益）二律背反在现实中竟如此展现出来：右派、保守派、资产阶级在私欲的（“恶”）推动下努力发展生产工具、生产力、生产关系，以提高生产效率和利润亦即“剥削收入”。而左派、革命派、无产阶级则极力反抗之。

从一两百年前使用机器与捣毁机器，到后来使用与反对新科技，到今天参加WTO和反对WTO，以及赞成或否决欧盟宪法等等，都可看到这一深刻的悖论。左派维护工人和下层民众的切身利益，作为“善”和伦理主义的代表，却偏偏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区内要极力抵挡和阻碍着历史的前进路途。

问：那么，工人和左派就不应该抗争了？

答：又不然。深刻的二律背反不是那么容易解决，而历史在悲剧中前进更错综复杂。因为这抗争、抵挡本身对历史进程所造成的作用和影响并不就是负面的。它可以使“恶”的推动减少一些纯然的罪恶，可以迫使资本家减少工时、增加工资、改善福利，这样对稳定社会和发展生产又很有利，避免了由于资本家无限剥削所造成的经济崩溃。这就仍是在执行或实现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的基础理论。所以这里的关键还是“度”的问题。这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展开。

问：那末，马克思理论的片面性是如何产生的呢？

答：应该把马克思的理论放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来观察。当时，法国大革命的余波和理想尚在。1830年特别是1848年革命和作为旗帜与理想的乌托邦思想，对知识分子仍有巨大吸引力，巴贝夫主义和激进思想传布深远，这极大地影响了当时一批青年知识分子。马克思、恩格斯便是其中佼佼者，还有蒲鲁东、赫斯以及拉萨尔等人。马、恩显然受布朗基主义和巴贝夫影响很深，将社会乌托邦理想与无产阶级连系了起来。马克思的理论学说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当时时代状况在充满革命激情的知识分子中的产物。他们同情工人，怀着高尚的道德精神和远大理想。特别是马克思，他阅读、研究了大量文献资料，进行了仔细严肃的科学思考。但革命情绪仍然极大地左右了他的思维方式和理论方向。你不觉得严肃的学术著作《资本论》里也充满这种激情么？把整个《资本论》建立在工人被剥削这一基点上正是如此。这一片面性是与革命激情有关系的。

问：问题就出在道德热情掩蔽了清醒理知？

答：但这掩蔽也远不是那么直接、简单。马克思坚决反抗资本主义的剥削，深信资本主义必将迅速崩溃，工人将成为未来社会的主体，而革命暴力则是实现这一转变的手段，这种信念在对现实和历史状况的研究中，是通过黑格尔的辩证法，来作出政治经济学的判断和表述的。这里深藏着一个方法论的哲学问题。我以为这可能才是关键所在。

问：甚么问题？

答：说来话长，长话短说。《资本论》如马克思自己所认为，最关键的是第一章。第一章展示的正是马克思的哲学方法论。马克思说，他用的不是分析而是综合的方法，所以整个理论在表述上像一个先验体系，由几个基本概念推演出了整个系统及其细部。第一章从分析商品（“资本主义的细胞”）的二重性（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出发，追溯为“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再推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实际是其整个政治经济学的建构基石，也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构建所谓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基础。

我记得，读《资本论》是在1952年，与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同时。当时深刻感到两书是如此之不同，主要是感到两书在方法上的不同。恩格斯将马克思与达尔文相提并论，认为是科学上两大发现（见《马克思墓前演说》）。我当时虽然完全接受恩格斯的这一论断，却感到两者迥然不同：达尔文是通过极其大量的具体经验现象的归纳来验证其“原理”，马克思和“辩证逻辑”则是从抽象的思辨的原理推演出整个政治经济学，经验材料在根本点上是通过这些原理来支配的。一是理性主义（马克思），一是经验主义（达尔文），中国学哲学的人包括我自己，更容易为理性主义吸引，所以当时认为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了不起，远胜达尔文。这一直到文革中才开始怀疑。

问：怀疑甚么？

答：马克思将“商品二重性”归结为“劳动二重性”，其中关键是将“交换价值”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思辨上很有道理，但 “抽象劳动”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些基本概念，和由此推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等倒底有多大的经验可操作性，使我非常困惑。特别是马克思将“劳动力”从具体“劳动”中抽离，一再说，“劳动当作使用价值的形式要素是一个和一切社会形态都独立无关、不以它们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一个永久的自然必然性”。“人类劳动不外是劳动力的支出，不问其支出形式”。“形成价值的实体的劳动是等一的人类劳动，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支出”。“把一切现实的劳动还原为人类劳动力的支出”。而“人类劳动力的支出”“都是人类脑髓、筋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的支出，在这意义上都是人类劳动”（均《资本论》第1章。郭大力、王亚南译本）等等等等。

马克思用“抽象劳动”来阐释交换价值，强调不是“劳动”而是抽象的“人类劳动力的支出”才是计算价值（交换价值）的普遍尺度和衡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根本基础。由于将“劳动”从具体经验环境下抽离，特别又将“劳动力”从具体劳动中抽离，这个“劳动力的支出”以及其推演便完全脱开了历史具体地使用—制造工具的劳动活动的结构体，而成了一种黑格尔式的精神思辨的抽象运动，即以被同质化了的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支出”来开展剩余价值的论证。其中包括舍弃了劳动力的消耗量（即“劳动力的支出”）与“物化劳动的消耗量”（即工具、机器等）之间各种随历史环境而变易的复杂关系、比重和结构的经验分析，得出“由商品便宜，使劳动力也变得便宜，那就是资本的内在的冲动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