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如烟海的人物形象中，古代文人最钟情渔父。
渔父形象像一条河流，从中国文人的纵深地带经过和穿越，带给他们持久的魅惑和追慕，把文人们在仕与隐之间挣扎的内心，照耀得“火树银花不夜天”。
经过漫长时间的淘洗，渔父不再是一个语词，而是一个叠加的意象，一个浓缩了丰富文化色彩和哲人前思的“那一个”，它不断出现，不断被书写，成为隐逸文化的一种象征，成为荣格所说的原型，渔父的背后有着强烈的源自民族记忆和原始经验的集体无意识。要考察隐逸文化，要研究古代文人的隐秘心理，很有必要对渔父形象作一番探讨。
渔父形象最早出现在《庄子》中。文章中的渔父须眉皆白，智虑高超，仙风道骨。
孔子愀然曰：“请问何谓真？”客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归真也。”（《庄子·杂篇·渔父》）渔父一针见血地指出，孔子所谓的“性服忠信、身形仁义”“饰礼乐、选人伦”，都是“苦心劳形以危其真”。而渔父所谓的“真”，就是“受于天”，主张“法天”“贵真”“不拘于俗”。
这是道家清静无为的观念和儒家明知不可而为之价值观的一次微妙的碰撞。最终，孔子为渔父的思想所折服，如梦初醒，甘拜下风，尊渔父为圣人。累累若丧家之犬的孔子，似乎恍然明白了自己“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围于陈蔡”背后的真正原因。
其实，这个故事明显是伪作，当是后世道学者借助庄子对孔子的冷嘲热讽。真正的渔父形象的源头还是《楚辞》。
这个则是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一次真正的碰撞，火花四射，精彩绝伦。《楚辞》的本意，恐怕是要借助渔父来衬托屈原的高迈。面对社会的黑暗、污浊，屈原执著、决绝，不苟且、不合作、不低俗，明知不可而为之，始终坚守着人格高标，宁愿舍弃生命，也要放声呐喊，纵然理想破灭，也要精神清洁。
然而始料不及的是，飘然离去，一曲高歌，随风而逝，不复与言的渔父形象，反而给后人留下更为巨大的想象空间，成为或仕或隐者的一种理想寄托。
从《离骚》开始，中国的文人就被一种寻找、追求和向往的热情所充溢。不管这种期待何等渺茫，亦不管这种探寻何等徒劳，文人总是难以停止探求的脚步，他们的向往，总是在水一方，像反复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一样，奔赴一个没有终点的旅程。“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异常强烈，只是苍龙永远在前，长缨却不知何时在手？一股难言的苦涩充斥心头。正如希罗多德的《史学》所言：“人们所知道的最凄绝的悲痛，便是奋力去做许多事，却又一事无成。”伟大的文人总是伴随着伟大的痛苦，这种痛苦超出了一己之悲，成为人类挥之不去的情感模型。
好在我们还有渔父，给失意的文人寻找了另一种人生和出口。
乐天知命，与世推移，任凭尘世纷纷扰扰，我自恬然自安。这就是渔父的立身处世。面对一池碧波，卸去满身疲乏，也无风雨也无晴。功名富贵与我何加焉？仕途经济与我何加焉？这是文人走出“读书只为稻粱谋”的伟大一步，也是渔父身上最激动人心的所在。
然而，这种脱离现实的对抗实际上是苦痛的，也不为主流价值所趋向。但也许正因为它拉开了和现实的距离，反而又充满了一种乌托邦式幻灭的美感。
历史上最著名的渔父有三个。
其一是庄子。
这一小段之中，有很多重对比，意味深长。第一层对比是庄子和楚大夫。一边是轻松自若的濮水垂钓客——庄子，一边是满面尘灰的仕途奔波人——楚大夫。谁更能享受真正的生命乐趣？第二层对比是庄子的两种选择。一边是楚国的相国高位，居庙堂之高；一边是濮水的烟波钓叟，处江湖之远。哪一种更能激活出生命的云淡风轻和丰润灿烂？
最美妙的隐喻还有，朝廷的香火缭绕，可能正是污浊之所；而拖着尾巴的泥淖之所，恰恰又是清洁之所在。
这就是庄子的选择，冷眼看穿，却又热肠挂住，永远保持自己的清洁，守护好自己的灵魂处所。
继承庄子衣钵的则是严子陵，他拒绝了好朋友刘秀的三请四邀，隐居在富春江畔——垂钓。这是渔父语词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比庄子还要“庄子”。光武帝是有道明君，又是严子陵最好的玩伴，对严子陵又极为推崇。在屡次请严子陵未果后，刘秀亲自写信，言辞恳切：“古大有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朕何敢臣子陵哉。惟此鸿业若涉春冰，辟之疮疮须杖而行。若绮里不少高皇，奈何子陵少朕也。箕山颍水之风，非朕所敢望。”严子陵终于抹不开情面，来了。光武帝和他同榻而眠，晚上严子陵的臭脚竟然搁到光武帝的肚子上去了，光武帝也不以为意。这一方面，可见光武帝的求贤若渴；另一方面，又可见他们哥俩当年的兄弟情深。免除了“伴君如伴虎”的祸患，严子陵只有荣华，只有富贵，只有功名，只有利禄。但他还是走了，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严子陵是一个真正的渔父，他的出现给渔父意象增添了许多的浪漫情怀。难怪一代名臣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中对他顶礼膜拜：“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清初浙派版画力作《无双谱》（绍兴人金古良著，配有乐府诗）则赞之曰：
庄子也知道，“此可对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于是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楚国水田里的乌龟，它们是愿意到楚王那里用死来换取“留骨而贵”呢，还是愿意“曳尾涂中”？这又是一重对比，两种选择的鲜活对比。难怪两个被仕途经济冲昏头脑的人，也都不约而同地作出了正确的选择。
庄子的归隐，是要保持清洁，担心被世俗沾染，更害怕与统治者同流合污。严子陵则是纯粹的归隐，湮没在山光水色之中，这是一种真正的天人合一。历史上的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而严子陵则不论邦有道与否，我自隐逸，万锺与我何加焉？
与这两个渔父构成绝妙比对的则是姜尚，他的钓饵是自己的绝世才华，而钓的大鱼却只有文王一个。所以，他必须用直钩，用自己的苍颜白发，用自己的一腔孤傲，引起世人哄抬关注，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炒作。姜子牙终于钓来文王，出阁为相，成就自己的宏图大业。
两种渔父，两种走向。一个选择儒家，一个选择道家，一个具济世情怀，一个有隐逸风范。如何论优劣？何必分高下！闻一多曾经说过，围绕着中国古代文人的只有两个字———仕与隐。要不先仕后隐，要不且仕且隐，要不先隐后仕，即使是不仕不隐之人，他内心中的痛苦也是可想而知的。中国文人总在儒家和道家之间徘徊、穿梭。要言之，文人选择“仕”能做到百分之百，文人选择“隐”，却万万做不到百分之百。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指出：“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人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连老子也说“吾不能学太上而忘情也”，遑论其他人？事因难能，所以可贵。这就是严子陵的价值所在。更多的渔父则是寄情于山水，相忘于江湖。除了这样，还能怎样啊。
想起了我最喜欢的一首无名氏的词，可作这种心情的注脚。
现在我们回头研究一个有趣的现象：为什么是渔父，而不是其他？渔父这个语词的背后到底叠加了哪些东西，从而被文人相中、接受、书写和鼓吹？
渔父成为最重要的意象，可能来自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是屈原。屈原披发行吟泽畔，在生死抉择之间，需要一个人来对话，揭示自己内心的挣扎和选择。因为在江畔，最该遇见的自然就是渔父，构成主客对话的“客”，这是自然的逻辑。渔父是老年男子，历经沧桑，风云看惯，淡薄尘世，能够提高对话的含金量和话语价值。渔父的出现当然是偶然的，但隐逸文化、出世文化聚焦于渔父却带有很大的必然性。唯有渔父才好引出颇具道家特色的《孺子歌》：
歌词大意是，沧浪之水清啊，可以用来洗我的冠缨；沧浪之水浊啊，可用来洗我的泥脚。渔父不强人所难，不愠不怒，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足见其淡泊和修为。
那么，为什么要引出《孺子歌》呢？因为《孺子歌》大有来历。据《孟子·离娄》记载：孔子曾听孺子唱过这首歌，孔子听歌后，告诉他的学生：“清，才能洗冠缨；浊，只能洗泥脚。清还是浊，是由人们自己选择的啊。”孔子非常注重士人的人生抉择，提倡人要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但是在中庸思想的指导下，又主张“用舍行藏”。孔子称赞颜渊说：“如果用我，就出来做事；不用呢，就隐居起来。只有我和你才能这样啊。”也就是说，儒家和道家有时候也能并行不悖。李白说：“人生在世不称意，明照散发弄扁舟。”就是说，入世不称意，才要出世；仕途不称意，才会归隐。这也许就是渔父最终飘然而去，放歌一曲的原因吧。
其次是渔。《诗经·卫风》中说，“籊籊竹竿，以钓于淇。岂不尔思？远莫致之。”就是说，上古时期，垂钓虽然还是一种谋生手段，但是“岂不尔思”已经包含一种别样的情致。特别是渔者，荡舟于碧波之上，隐没于绿荷之中，无论哪一种方式都让人清静高远，得意忘言。在庄屈之后，即使仍然有人以打渔谋生，但在文人笔下，渔父不仅没有了谋生之苦，反而多了几分闲情野趣，最能寄寓诗人对隐逸生活的向往。
第三是水。《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就是说，水是万物之本，品性谦逊，亲附万物而公正无私，可作为道的象征。这当然是最重要的原因。但别忘了，水远离尘土，从事实上也让文人暂时挣脱尘埃，正好和道家精神上超脱尘埃遥相呼应。而在碧波之上，世界白茫茫一片，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天地在我心，人也只能归于自己的内心，聚焦于心灵的道。
第四是舟。而且一定是小舟，只有小舟才能随风飘荡，“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这就是道家的“和尘同光”的最高境界。小舟还意味着人少，是“孤舟”，只能“独钓”，唯其独钓，只能与“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相俯仰，不管，不顾，不为。
第五是钓。钓意味着耳聪、目明，尤其是要沉稳、耐心，把握火候，等待时机，这种心理像极了隐者。他们纠缠于出世和入世之间，矛盾于兼济与独善之中，而且的确有不少隐者想走终南捷径，时机一到，就会欣欣然出山的。鲁迅先生对此曾有过精辟的论述。先生认为中国统治者只在两种情况下需要文人。第一种情况，统治者刚刚掌权，偃武修文，需要文人加以粉饰，此时文人扮演的是歌功颂德的“帮闲”角色；另外，在自己的统治发生危机时，无计可施，走投无路，病急乱投医，于是，开始垂听文人“治国平天下”的意见，而此时的文人觉得英雄终有用武之地了，就高高兴兴地“出山”，成了“帮忙”者。鲁迅尖锐地指出司马相如和屈原之流，不过是统治者的“帮闲”和“帮忙”。屈原的《离骚》不过是“想帮忙而不得”的牢骚之词。
所以孟浩然干谒诗说：“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在孟浩然的眼里，很多垂钓者以隐求仕，大有斩获，所以他也蠢蠢欲动，希望得到贵人的引荐而走上仕途。他的《临洞庭湖赠张丞相》中的渔父，可以说是“渔父之意不在鱼，在于仕途之间也”。
尽管渔父意象并不纯粹到极致，但仍然吸引了历代文人浑浊的眼光，寻找清新一缕的慰藉。究其原因，乃是这一意象本身的洁身自好、“和光同尘”“与世推移”的人生姿态，优游山水之间，去除世俗纷扰，保有本我或深藏“本真”的心灵追求，令后世的文人激赏不已，追怀不已。他们或咏之以诗词，或布之以画作，以表达自己的思慕。在诸多描写渔父的篇章中，创作者们大都取渔父形象本身的感性内容，寄托自己超越世俗的高迈价值观。要而言之，无非画饼充饥，借酒浇愁。
后世的渔父形象中，最为著名的当属柳宗元。柳宗元的《江雪》和《渔翁》都以渔父“自寓”，反映了自己在长期流放过程中交替出现的两种心境。他有时不甘屈服，力图有所作为；有时又悲观愤懑，寻求精神上的解脱。《渔翁》中的渔翁，超尘绝俗，悠然自得，正是后一心境的外化。《江雪》中的渔翁，特立独行，凌寒傲雪，独钓于众人不钓之时，正是前一种心情的写照。
王尧衢《古唐诗合解》论《江雪》云：“置孤舟于千山万径之间而以一老翁披蓑戴笠，兀坐于鸟不飞、人不行之地，真所谓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矣，何足为轻重哉？江寒而鱼伏，岂钓之可得？彼老翁何为而坐孤舟风雪中乎？世态寒凉，宦情孤冷，如钓寒江之鱼，终无所得，子厚以自寓也。”这是古往今来渔父最高蹈之处，也是最可悲之处。因为高蹈，所以可悲；因为可悲，所以高蹈。如同基尔凯郭尔在《恐惧与战栗》中评价上帝时说的一句话——“因为荒谬，所以真实”。
在那么多的渔父意境中，我以为最能给渔父画像的还是柳宗元的《江雪》。黄周星《唐诗快》就认为：“只为此二十字，至今遂图绘不休，将来竟与天地相终始矣。”
当然还有他的《渔翁》：
从渔父孤寂的生活中，我们看到柳宗元的影子，他的孤傲，他的决绝，他的不管不顾，当然也更能看到他内心的痛苦不堪。中国文人的心灵景观一览无余。
总之，中国古典文学里的渔父从来就不是真正的渔父，而是文人的渔父，意象的渔父，诗性的渔父。渔父中叠加了许多故事、许多人生，不断地被庄子、屈原、严子陵、姜子牙、柳宗元等反复书写，因而不复是简单的符号，而成为中国文人真正的“存在之家”。
后来的人，也正是在对“渔父”在不同的语境当中的意义的反复聆听中接受密码，从而确认自己的存在。他们从中认出自己，从而由于获得一种安全感而感到愉悦或者惊惧。愉悦来自结构的相互辨认，惊惧来自对被欲望遮蔽的真实的自我的重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