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睹近二十年语文教育之怪状

        ——兼评靳健教授的“扰乱”说

杨先武

    《名作欣赏》2016年第6期刊登了靳健教授的一篇重要文章——《谁在长期扰乱语文教育的发展方向》。看到这个标题，笔者着实吓了一跳。因为“扰乱语文教育的发展方向”是一顶很可怕的帽子，戴在谁的头上，谁就算得上罪人。但细读文章，并未发现其专指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也未列举出这些人“扰乱”语文教育的重大“罪状”。因此，总算为“涉嫌者”松了一口气。

    对于靳教授的诸多观点，笔者虽不敢苟同，但并不打算专就此文发表看法。因为靳教授的观点不仅代表了当前语文界的一种思想倾向，而且从某个侧面反映出近二十年来语文教育所独有的怪现状。

                                           批“外行”是假，批课标是真

    靳教授在文章中指出，“扰乱语文教育的发展方向”的包括三种人：“一是高端设计者，二是课程管理者，三是名人阐释者。”他在具体阐释时，又在这三种人前面分别加上了“外行的”三个字。也就是说，他认为语文教育的发展方向是被“外行”们扰乱的，而这些人多是参与“设计”和“阐释”语文新课标的人。靳教授所说的“长期”其实不长，不过是指“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设计和推进过程”，至今不到20年（语文教育在此之前一直是以叶圣陶先生为代表的“三老”主导着发展方向，显然不在靳教授所说的被“扰乱”的时间范围）。这就表明，十多年来的语文课改在“外行”们的左右下，犯了方向性的错误。那么，靳教授为什么不指出语文教育的正确方向呢？其实不难找到答案，他所认为的正确方向，就是课改前由“内行”们主导的“发展方向”（这从靳教授此前发表的文章中就能看出）。但问题是课改前由“内行”们主导的语文教育走的是一条“工具化”的道路，其发展方向并不正确。新课标纠正了课改前片面强调知识和技能的错误倾向，提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尽管对两性统一的说法一直存在着争议，但这确实是一种历史性的改变。而我们从靳教授的文章中不难看出，他对“外行”们参与制定的新课标明显持否定态度。因此，靳教授批“外行”是假，批新课标才是真。由于不便明说（其实对新课标并非不可以进行学术范围内的公开批评），只能“犹抱琵琶半遮面”。

    靳教授重点批评的“高端设计者”，一位是负责制定语文课标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巢宗祺，另一位是负责修订语文课标的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温儒敏。其“扰乱”的依据是，在两大教授的主持下，“语文课标成了诸课标中唯一没有内容目标的课程标准”。这未免与事实不符。语文课程标准第二部分“课程目标”即由总目标和阶段目标组成，每一阶段都有不同的内容目标，尤其是小学各学段都比较具体（当然还有待完善）。中学阶段也有不同学段的内容目标，但都显得粗略，且缺乏操作性。这与语文教育长期以来对内容目标的研究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不无关系（课改之前的语文教学大纲虽然建立了一套知识和能力体系，但大多与实际运用相脱离）。因此，不能把内容目标不具体的责任完全推给课标制定者，那些专门从事语文教育研究的“内行”们难道能推卸责任吗？虽然新课标在内容目标上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但也不能以此为“罪证”，给巢、温等人扣上“扰乱语文教育的发展方向”的大帽子。靳教授还认为，巢宗祺和温儒敏分别从事语言和文学研究，是各自所在领域的权威专家，但“隔行如隔山，他们对语文教育焦点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实际上还不及一些普通的语文教师”。这一观点同样站不住脚。众所周知，课改前主导语文教育发展方向的“三老”中，就有两位专门从事语言研究的泰斗级人物——吕叔湘、张志公，按照靳教授的逻辑，这两位先生不也是“隔行如隔山”吗？这进一步证明，靳教授批“外行”是假，批新课标才是真。

    靳教授在文中特别提到“外行的权威教授对语文教育妄议和瞎指挥”，笔者想弱弱地问一问：靳教授作为西北师范大学的教授和博导，算不算“权威教授”？是“内行”还是“外行”？若自认为内行，则有抬高自己贬低别人之嫌；若同属外行，那就不能把自己排除在“扰乱”者之外，因为靳教授也对语文教育发表过不少议论。诚然，钟启泉、钱理群等人的言论难免存在讹误，但也并非纯属“妄议”（曾在中等教育阶段担任过18年语文教师的钱理群绝非靳教授所说的“外行”），尤其是钱先生的很多见解都切中语文教育的弊端，他主编的《新语文读本》是对语文建设做出的贡献且广受好评。而靳教授此前对语文教育发表的诸多观点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未必都是真理。窃以为，随意对人挥舞“妄议”的大棒，是一种唯我独尊的表现。

    靳教授在批判三种人的同时，还提到“追求拜金主义和时髦潮流的明星教师破坏语文发展道路”，这也是一个不小的“罪名”（尤其是“破坏”，更甚于“扰乱”）。文中重点提到了韩军、郭初阳等，在此之前也有人认为他们的语文课“偏离了语文教学的正道，失却了语文教学的味道”①。窃以为，他们的课堂教学虽然存在瑕疵，但远不至于严重到“破坏语文发展道路”的程度，更谈不上“追求拜金主义”。靳教授还批评“明星教师”通过贴标签来树立各种“流派”，而当前风头正劲的“真语文”和“正道语文”也被列入了“黑名单”。然而他所赞誉的钱梦龙、程翔、王君等人与他所批评的“真语文”和“正道语文”等流派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钱梦龙先生既是“真语文”的总顾问，也一直在为“正道语文”坐镇）。靳教授也许忘了，他曾在第二届“正道语文”高端论坛学术研讨会上作过报告。如此说来，钱梦龙、程翔、王君等人（也包括靳教授自己）不也是在“破坏语文发展道路”吗？这种自相抵牾在文中随处可见。

    由此不难看出，靳教授是在乱树靶子，也是在乱打棍子、乱扣帽子。

    其实，动辄给人打棍子、扣帽子，在语文界早有先例（这种情况在其他学科很少见到）。这就不能不谈到发生在上世纪末的语文教育大讨论。

                                            一场罕见的“反攻倒算”

    人们不会忘记，那场由圈外人士发起的语文教育大讨论曾经引起过很大的震动。

    1997年11月，《北京文学》推出的一组批评语文教育的文章，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许多媒体就语文教育的问题展开讨论，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或接受采访，或撰文评说，发表了各自的见解。这次讨论涉及语文教育的方方面面，如批评语文教材政治色彩浓厚并存在极左倾向、教学方法刻板僵化、标准化测试中的荒唐等，尤为严重的是“工具性”一统天下而导致人文精神的失落。看起来，这是“外行”在批评“内行”（用靳教授的话说，是对语文教育的“妄议”），但这些“外行”却把脉很准，虽然也有偏激之处，但大都言之有理，持之有据。这是因为语文的外延十分宽广，这些专家学者不一定能教好语文，但他们每天都在与语言文字打交道，都有如何提高阅读和写作能力的切身体验，都懂得如何正确运用语言文字。因此，他们对语文教育拥有不可替代的发言权。可以说，这是建国以来知识界就语文教育问题展开的最广泛、最深刻的一次讨论，对端正语文教育的发展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历时近两年的语文教育大讨论虽然一开始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但这场讨论却未能在语文界尤其是广大语文教师中产生多大的影响，而呈现出圈外热、圈内冷的态势。语文教师对大讨论的冷漠当然不足为怪，因为他们长期被禁锢在教材、教参和试卷的包围圈中，已处于麻木状态。有些人很少阅读课本之外的书籍，甚至不看报纸，而与语文这门学科关系密切的文学刊物，问津者更是少得可怜。自然，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于由文学刊物发起的这场讨论也便知之甚少，更谈不上积极参与了。

    与工作在第一线的语文教师大多对这场讨论持冷漠态度相反，某些中语界的权威人士却显得十分敏感。这种敏感不是表现在认真反思过去的失误，积极听取批评意见，加紧研究改进措施上;而是以各种方式抵制批评。他们或在文章中对语文教材存在的问题加以辩解，以证明现行教材编排的合理性;或在座谈中大赞特赞语文教育取得的成绩，指责批评者对语文学科“不了解”、“不尊重”。如果说这种反击在刚开始还显得遮遮掩掩，那么，某语文刊物发表的《庆祝创刊20周年座谈会纪要》则是公开对批评者抡起了大棒。在《纪要》中，语文界的“大佬”们终于按捺不住心中郁积的怒火，愤然指责道：“他们是借语文教学来谈别的，因此，不能把它简单看成是语文教学的讨论，而是整个文化战线上的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发展下去，不知道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什么样子，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掘墓人呢?”“现在搞得这么乱七八糟，要敢顶风。”一位著名特级教师更是义愤填膺地发出声讨：“实际上这一年来的大讨论是别有目的别有用心的。”既是“别有用心”，就要予以揭露，并拿出真凭实据。 但《纪要》并未举出大讨论是“别有用心”的任何“罪证”，倒是那位著名特级教师对此作了一番推断：“这些人扎扎实实地作宣传工作，为什么呢?是‘破字当头，立在其外’，实际上另有所图，比如想谋个一官半职的可能也有，想要实现某种利益的也有，想要出气的也有，另外想什么我们就不好说了，我们不好瞎说人家是什么意图，不好揣测。”但这段话的逻辑混乱实在太明显了，既然“不好揣测”，又怎能断言别人“想谋个一官半职”、“想要实现某种利益”、“想要出气”呢?既然只是“可能”，且“不好瞎说”，又怎么判定是“别有用心”呢?对这种做法，其实人们并不陌生，因为参与讨论的许多同志在“反右”和“文革”中就曾挨过这样的闷棍。

    随着大讨论的降温，反击的飓风也愈刮愈猛。2000年2月，另一家语文刊物刊发了中语界一位权威人物的重要文章——《“毫无自私自利之心”赞——与钱理群教授商榷》，将反击的矛头指向了个人。这篇文章脱离钱理群教授就选进语文教材的《纪念白求恩》发表看法的谈话背景，抓住片言只语大张挞伐。在作者看来，钱教授的言论岂只是荒谬，简直是对毛泽东的诬蔑和诽谤，是对伟大领袖放出的“恶毒的一箭”。显然，这不是一种正常的学术批评，而是对不同观点的“上纲上线”。

   在这篇文章之后，中语界的某些人又以“江乐山”的笔名，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了《坚持教育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评<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中的谬论》的长篇评论，对“钱理群等人”进行公开批判。文章给《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一书(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编者和书中的作者扣上了许多骇人听闻的大帽子。如：“《审视》中的上述言论，不但是对新中国语文教育及整个教育事业的否定，而且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取得的一切历史性成就的否定，是对亿万中国人民的意志和感情的践踏。”“他们公开反对党成立以来领导人民大众英勇奋斗的革命历史和价值追求。”“某些人借讨论教育改革之名散布严重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言论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是对教育改革和教材建设的干扰，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表现。”在这篇长文中，作者再次提到钱理群教授对《纪念白求恩》所发表的看法，并把这种看法说成是“对于《纪念白求恩》的‘控诉’和‘批判’”。 这样一来，“钱理群等人”在语文教育大讨论中的言论便成了用心险恶的反动言论，一场学术之争也由此被转化成了政治斗争。钱理群教授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曾谈到，语文教育界的一些权威“在全国范围内批了我整整半年”。(见《南方周末》2012年9月13日头版《钱理群“告别教育”》)这番话并非夸大其词。

    值得庆幸的是，语文界某些人的攻讦并未将“钱理群等人”打倒，这是因为那些“罪名”根本就不能成立，也说明时代在进步。但这场罕见的“反攻倒算”实在称得上语文界的一大丑闻。可以说，大讨论所抨击的语文教育“人文精神的失落”不单表现在语文教学上，而且突出地暴露在语文教育工作者身上。从钱先生遭受打击(一度被“禁言”)不难看出，曾盛行于“文革”时期的极左思潮对语文界乃至知识界造成的影响是多么严重。如同“文革”过后鲜见愧疚者一样，大讨论中出现的不正常现象至今未能引起语文界的反省(有人仍然对大讨论和“钱理群等人”耿耿于怀)。而由于缺乏必要的反省和检讨，这种“文革”思维在语文界依旧十分盛行（有些人甚至是文革的赞颂者），并以不同的形式继续表现。

   语文学科作为基础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门人文学科，与学生的精神世界关系最为密切，对语文教育工作者的人文素养提出了比其他学科更高的要求。而以当前语文界的状况，怎能承担起如此重任?如果不扫除“文革”遗风，又怎能端正语文教育的发展方向？而在应试教育大行其道的背景下，教师与学生的人格均受到严重的扭曲，教师“跪着教书”、学生“跪着读书”的现象十分普遍，语文教育何谈以人为本?又遑论重视和张扬真正意义上的人文？这样的教育，既不可能使学生具有健全的人格，也不可能使学生掌握真正有用的知识和技能。因此，我们不难理解钱理群先生的抗争屡屡受挫以及他对语文教育乃至中国教育的失望之情，并不能不为钱先生“告别教育”的无奈之举感到遗憾。

                                          是“回归”，还是倒退？

    靳教授的文章开头就写道：“如今语文教育成为众矢之的，备受指摘。”这可以看作他对语文课改的评价。的确，自新课改实施以来，语文教学并未出现明显的改观，反而乱象丛生。但这绝非语文课改所造成，恰恰相反，它是新课标未能得到正确实施甚至被严重歪曲，同时受到各种干扰的结果。

    语文课程标准最大的变化，是将人文精神提到了应有的高度，强调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但在课改之初，语文教学就出现了歪曲新课标、泛化“人文性”的错误倾向，这主要表现在某些公开课、示范课中。由于执教者并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人文，也不懂得怎样在语文教学中渗透人文精神，因而要么把“人文性”混同于思想品德教育；要么在语文课上人为地添加与文本无关的内容，进行漫无边际的“拓展”，甚至把语文课上成了别的课。这当然是我们必须反对的。但这不应该归咎于语文课程标准，不能以此为依据，断言语文课改偏离了正确的方向。事实上，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干扰，加上大多数教师对技术化训练早已轻车熟路，因此“人文性”在日常教学中并未真正得到重视。我们在一些语文课（主要是公开课、示范课）上看到的“人文”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人文，而是“冒牌”的人文。“真正意义上的人文非但未能张扬，反倒因此而背上了‘黑锅’”。②

    这无疑是新课改难以推进、语文教育难以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语文课改未向正确的方向推进，更重要的原因是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干扰。除了应试教育造成的巨大障碍，还有来自语文界内部的掣肘，即马臻先生所说的“比‘外行之悖’更可怕的‘内行之悖’”④。这场课改自启动之日起，就遇到了强大的阻力。有些语文界人士对语文课程标准深表不满，诸多课改理念从一开始便受到抵制甚至遭到抨击。如某著名特级教师在多处演讲时就公开指责新课改是在“瞎折腾”，并大声呼吁“把咱们前七次干得好的一定要守住，守住，再守住！”（似乎新课改已把过去“干得好的”全盘否定）。还有人不但对课改理念十分不屑，甚至认为，“正是这些‘新理念’，把语文教学引向了错误的方向”。④而某些高等院校从事语文教学研究的专家教授（也就是靳教授所说的“内行”）也不甘寂寞，在对日常语文教学根本不了解的情况下，以少数公开课、示范课中出现的错误倾向为依据，纷纷向新课改发难，试图“挽狂澜于既倒”。

    这实在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在“工具性”一统天下并导致人文精神失落之时，语文界很少有人对当时的教学大纲和“技术化”的教学提出批评，反而对圈外人士的批评百般抵制甚至进行“反攻倒算”；但当语文课改出现了一些偏差时，就立马有人跳了出来，迫不及待地拉响“警报”，并极力“纠偏”。钱理群先生曾对此有过预见，他认为，“一种理念与倡导，一旦成为时髦，变成一种时尚的时候，就可能会变形、变质，在潮流之下，就必然会产生许多新问题，甚至会发生某种混乱。因为改革就是实验，实验不可能每步都考虑得这么周到，必然会有些问题，产生你意想不到的弊端”。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有人打着‘纠偏’的旗号来反攻倒算，重走回头路，鲁迅用一句很形象的话说，叫做‘改革一两，反动十斤’，那是很可怕的”。⑤事实证明，钱先生的这番话并非臆断。 

    随着对新课改批评的升级，有些人已不满足于“纠偏”，而进一步提出了“回归”的主张，并大声呼吁：“让语文教学回归到正道上来吧！”⑥所谓“回归”，意味着曾经有过。也就是说，语文教学曾经走过“正道”，但现在反而走“偏”了。笔者不明白曾经走过的“正道”是哪条道，只知道语文教学曾经走过的是课改之前的那条道。笔者也曾走过那条道，对类似于采摘“知识树”上的“果子”的做法记忆犹新。事实证明，那条“工具性”一统天下的道路走得并不正，最严重的影响是技术主义泛滥，导致人文精神的失落。新制定的语文课程标准试图纠正其错误倾向，却因这一标准并不完善以及某些人对课程理念的歪曲（主要体现在某些公开课、示范课中），使得当前的语文教学又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语文教学要“回归”到那条老路上去，再跟着“工具”的指挥棒走。我们必须认识到，语言文字的运用不单是一种技能，它还取决于一个人的文化涵养和精神境界。所谓“言为心声”“笔随心动”，正说明思想和情感对语言表达有着直接的影响。大量事实证明，学生语文水平的滑坡，不单表现在语言表达能力的下降，还突出地表现在情感的缺失和思想的浅薄（甚至极度贫乏）。因此，语文这门课程除了致力于培养学生理解和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还担负着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的重任。也就是说，它还要利用语文学科所独具的优势为学生补充精神营养，即把语言文字所蕴含的思想感情渗透（不是人为地添加））到教学之中。而这些都是课改前的语文教学所忽视的。在“工具论”的支配下，这门课程强调“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使用语文的技能”，⑦“教学要从语文的工具性这个特点着眼”。⑧这便使语文课堂变成了语言知识和技能的跑马场，使语文这门学科没有了“人”和人的生命情怀。其结果是，不但未能改变语文教学“少慢差费”的状况，而且降低了学生的人文素养。因此，这条道绝不是一条“正道”，是“回归”不得的。对于某些人提出的“语文课堂应该就是一个语言知识的运用场，是一个语言能力的训练场”⑨“重新恢复语文学科的工具性定位”⑩等主张，我们必须坚决反对。

     和任何改革都始于思想观念的变革一样，语文课改首先是教育观念的变革。新课标摆脱了“工具性”的束缚，使语文教学发生了重大的变革。虽然它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还须不断完善，但其确立的大方向是不容否定的。作为语文教育工作者，必须克服因循守旧的思想，尽快地更新观念，跟上时代的步伐。对于正在进行的新课改，应该以积极的态度促其改进，而不是抓住其存在的一些问题大泼污水甚至试图调转车头。否定新课改，才是真正扰乱语文教育的发展方向。面对当前语文教学所出现的混乱状态，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反对开历史的倒车，绝不能让语文教学“回归”那条工具化、技术化的老路。